“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各类经济风险的新提法与新警示。
当前高杠杆的风险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企业高负债风险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泡沫化的风险源则在于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风险。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显然需要在控制新增的同时，分类施策，逐步化解。
新常态带来新机遇，也伴随新风险。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系统全面阐述经济新常态时，对相关风险并不讳言。会议指出，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各类经济风险的新提法与新警示。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经济风险，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有序加以化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究竟哪些经济风险属于“高杠杆和泡沫化”为特征的风险？又该如何有序化解这些风险？我们认为，当前高杠杆的风险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企业高负债风险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泡沫化的风险源则在于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风险。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显然需要在控制新增的同时，分类施策，逐步化解。
企业高负债风险，显然是高杠杆为特征的主要风险之一。自去年至今，多家大型企业因负债率高企、无力偿还债务或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出现债务危机，陷入破产重整的境地。这些企业当然大多与产能过剩行业调整有关，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企业无不背负巨额银行贷款，靠高负债、高杠杆实现企业大规模扩张，在经济增速放缓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这种高负债模式的风险逐渐暴露。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经济金融领域隐藏的高风险之一。
相关数据早已发出警示，这种高杠杆的扩张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标准普尔此前曾发布报告称，截至去年年底，中国企业借款14.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企业的13.1万亿美元，比标普此前预期提前1年成为全球第一。靠高杠杆度日的企业隐藏着诸多风险。比如，容易诱发债务风险传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抬升社会债务融资成本，造成相关银行不良资产激增等。形成企业高负债的原因很多，比如前期经济刺激留下的后遗症，产能过剩行业占用大量资源，国有企业部门财务软约束，金融领域融资结构失衡等。因此，要化解企业高负债，显然需要一揽子举措，标本兼治。在诸多措施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融资结构，加大股权融资比例当属重中之重。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同样具有高杠杆的主要特征。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列入2014年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静态看，地方政府负有偿还和担保责任的债务总额为17.9万亿元，对于这一规模，各方基本认同风险可控。然而，动态看，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依然较大，其中的隐忧始终令人担心。有研究认为，今明两年地方政府需新增5.1万亿元债务弥补相关现金流缺口，加上这两年到期债务约4.7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两年地方政府仍需腾挪9.8万亿元资金。
在地方政府融资机制没有建立与完善的当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来源与偿还存在明显的“三个依赖”，即举债主体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来源依赖银行贷款为主，偿债资金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这样的依赖路径显然不可持续。要化解地方政府融资问题，应在严控新增的同时，尽快建立阳光化、制度化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为未来的城镇化建设构建一种市场化的融资工具。
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则显然属于泡沫化风险，当然也兼具高杠杆特征。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这是市场自身规律，房地产市场亦然。经过此前10年的繁荣，房价持续高涨，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整个市场被认为呈现出泡沫化迹象。今年以来，随着市场进入调整下行期，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隐患逐渐显现。特别是过去几年流入的大量高成本资金，其风险正逐渐暴露，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小型房企因资金链问题而破产的案例。
尽管从整体看，目前房价的调整分化还不能代表楼市泡沫的破裂，但也再度提醒各方，要始终对泡沫化风险保持清醒。毕竟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其引发的风险和带来的破坏将会对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因此，虽然楼市现在未到“崩盘”时，但“挤泡沫”，让房价合理回归，防范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却是未来一段时间始终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总的来看，尽管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把风险防范单独列为明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但还是有三句话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即“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在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进程中，化解逐步显性化的各类经济风险依然将是当局宏观调控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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